陶器是随着人类对大自然的认识不断提高而产生。考古发现所获得的资料证明，我国的陶器生产距今已有约两万年的历史，陶器是原始先民主要的日常生产和生活用具。进入新石器时代，制陶术在我国获得很大发展。 我国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分布很广，主要分布区域有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东南沿海和北方地区等。南北各地均有丰富的实物资料出土，其中即包括大量陶器。黄河、长江中上游地区以彩陶而闻名，下游地区以工艺精致的白陶和黑陶著称；东南沿海地区以印纹硬陶为代表；北方地区陶器则以富有民族特色的造型称奇。各地区陶器均有其独特之处，但相互之间又有内在联系。（吕成龙）

　　夏、商、周时期，人们主要的日常生活用具仍然是陶器。商代除了大量烧造灰陶以外，还烧造精美的刻纹白陶和印纹硬陶。约在夏、商之际出现了原始瓷，为后来瓷器的发明奠定了基础。
　　战国时期陶瓷生产更加专业化，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在南方获得普遍发展。在秦始皇陵发现的兵马俑，充分体现了秦代高超的制陶水平和精湛的雕塑技艺。
　　西汉时期，在我国北方发明了低温铅釉陶，为后来低温釉彩的发展奠定了工艺基础。
　　东汉时期真正瓷器的批量烧造，堪称中国乃至世界陶瓷发展史上的一项重大事件，也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做出的杰出贡献之一。（吕成龙）

　　出现于夏、商之际的原始瓷，经过西周、春秋、战国、西汉的发展，至东汉已普遍成长为符合现代瓷器标准的真正瓷器。
　　三国、两晋、南北朝历时 360 余年，陶瓷生产发展迅速，主要表现在南方制瓷技术明显提高，瓷器产区和规模不断扩大，江苏、浙江、福建、江西、湖南、湖北、四川省等境内均有窑址分布。瓷器品种主要为青瓷，也有少量黑釉瓷。器物造型以日常生活和随葬用盘、碗、壶、罐、槅（gé）、洗、谷仓、烛台、虎子、唾壶、熏炉、人物俑、动物俑等为主，产品各具地方特色。
　　河南省安阳市北齐武平六年（575 年）骠骑大将军范粹（548～575 年）墓出土的白瓷，是目前已知最早的白瓷，为隋、唐时期白瓷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吕成龙）

　　隋代陶瓷生产承前启后，无论在器物造型还是装饰方面，均呈现鲜明的时代特点。如四系盘口瓶、双联瓶、四系罐、高足盘、鱼篓式罐等，均为隋代瓷器中的典型器物；刻划忍冬纹、相间排列的模印花朵与花叶纹，堪称隋代瓷器代表性纹饰。隋代瓷器普遍胎体较厚重，施釉不到底，流釉现象较严重。
　　唐代是中国陶瓷生产蓬勃发展时期，瓷窑遍布全国各地，器物造型千姿百态、纹饰丰富优美。唐代陆羽《茶经》提到当时著名瓷窑就有越州窑、鼎州窑、婺州窑、岳州窑、寿州窑、洪洲窑、邢州窑等。陶瓷器已成为人们日常饮食、美化生活和随葬不可或缺的物品。饮茶风俗的普及和饮酒风气的盛行，进一步刺激了制瓷业的发展。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更使中国陶瓷作为特产而开始大量销往亚、非地区，成为中外友好往来的物证。
　　五代时期的陶瓷继承唐末遗风，器物胎体明显变薄，而且更加注重器物造型的优美和装饰工艺的精细，为宋代陶瓷生产高峰的出现奠定了工艺基础。（吕成龙）

　　辽、宋、西夏、金时期，陶瓷业蓬勃发展，名窑遍布各地，出现了陶瓷史上前所未有的兴盛局面。在民窑获得发展的基础上，朝廷也在南北各地设窑专门烧造宫廷用瓷，名曰“官窑”。其中汝窑、官窑、哥窑、定窑、钧窑、耀州窑、磁州窑、龙泉窑、景德镇窑、吉州窑、越窑、建窑等名窑烧造的瓷器，备受后人推崇。
　　北方地区的辽、西夏陶瓷，既受中原陶瓷工艺影响，又独具民族风格，成为中国陶瓷史上民族大融合的奇葩。女真人灭北宋后，金代制瓷业在北宋基础上继续发展，耀州窑、磁州窑、钧窑、定窑等著名瓷窑，均烧造独具北国粗犷雄浑艺术风格的陶瓷。
　　宋、金、元时期南北各地还形成一些工艺技法、装饰风格相类似的瓷窑体系，如北方地区的定窑系、耀州窑系、磁州窑系、钧窑系等；南方地区的越窑系、龙泉窑系、建窑系、景德镇窑系等。（吕成龙）

　　1279年，元王朝统一中国。海外贸易的蓬勃发展，促使陶瓷生产呈现兴盛局面。位于江西省东北部的景德镇，得天时、地利、人和之便，异军突起，创烧出青花、釉里红、卵白釉、蓝釉瓷等新品种，遂使景德镇一举成为全国最重要的瓷器产地，为明、清两代进而成为全国的制瓷中心奠定了基础。钧窑、磁州窑、龙泉窑、德化窑等继续烧造传统陶瓷品种。元代陶瓷不但畅销国内，而且还远销海外，亚洲、非洲沿海地区均曾出土元代景德镇窑、龙泉窑和福建、广东窑场烧造的瓷器。（吕成龙）

　　明代窑业分为御窑和民窑两种。洪武二年（1369年），朝廷即在景德镇设陶厂（建文四年更名为“御器厂”）专门烧造宫廷用瓷。此后，历朝沿袭这种制度，直至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停烧，源源不断地为宫廷烧造了大量至精至美、品种丰富的瓷器。这些瓷器主要被用作日常饮食、陈设、祭祀、赏赐等。御窑的发展带动了民窑的逐渐兴盛，至明代晚期，景德镇从事瓷器生产的工人已达十余万人，景德镇遂成为全国的制瓷中心、世界的瓷都。永乐、宣德、成化三朝的青花瓷，永乐、宣德朝的鲜红釉、祭蓝釉、甜白釉瓷，成化朝的斗彩瓷，弘治朝的娇黄釉瓷，嘉靖朝的瓜皮绿釉瓷，万历朝的淡茄皮紫釉瓷，嘉靖、隆庆、万历朝的五彩瓷等，均堪称明代瓷器中的最著名品种，成为中国乃至世界陶瓷史上永恒的经典之作，备受后人赞赏。明代早期，朝廷还在具有雄厚窑业基础的浙江省龙泉市设置专门烧造宫廷用瓷的窑场，所产青瓷的造型和纹饰均与当时景德镇御窑瓷器如出一辙。明代晚期，福建德化窑白瓷别具一格，尤以何朝宗为代表的瓷雕大师所创作的白瓷雕像最负盛名。明代江苏宜兴窑和广东石湾窑烧造的仿钧釉陶器，分别俗称“广钧”“宜钧”，名噪一时。明代中晚期，随着冲泡饮茶习俗的流行，宜兴窑烧造的适合泡茶的紫砂茶具登上历史舞台，出现了许多设计制作紫砂茶具的能工巧匠，其中尤以时大彬最为著名。

　　从明代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到清代康熙二十年（1681年）70多年的时间里，随着农民起义的愈演愈烈，直至摧毁明王朝统治和清朝入主中原坐稳江山，中国社会曾发生剧烈变革。作为全国制瓷中心的景德镇，其瓷器制造业也经历了一次风格上的重大转变。主要表现是，万历三十五年以前，景德镇的制瓷业是以御窑占统治地位，此后，御窑生产急剧衰落，民营瓷业则因国内和亚欧市场需求的刺激而渐趋兴盛，跃居主导地位。人们习惯于将17世纪这一时期景德镇的制瓷业称作“转变期”或“转型期”。

　　清代景德镇窑仍有御窑和民窑之分。清代统治者革除了明代在手工业方面的一些弊病，废除明代御器厂实行的编役制，将明代晚期出现的“官搭民烧”作为定制，致使官民竞争局面得到刺激，促进民营瓷业进一步发展。
　　随着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盛世的到来，景德镇陶瓷烧造也达到鼎盛，由于这三朝皇帝均对瓷器烧造表现出浓厚兴趣，加之督陶官臧应选（生卒不详）、郎廷极（1663～1715年）、年希尧（？～1739年）、唐英（1682～1756年）等对御窑厂苦心戳力经营，遂使景德镇御窑厂在仿古的基础上，创烧出大量新品种。雍正十三年唐英《陶成记事》罗列当时仿古创新的瓷器花色品种多达57种。
　　德化窑、石湾窑和宜兴窑等也沿袭明代传统，继续烧造传统风格的陶瓷。

　　清代道光二十年（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内忧外患接踵而至和清王朝的日趋衰败，景德镇的制瓷业亦总体上呈现逐渐衰退的局面。但清代晚期御窑瓷器仍然有闪光的亮点，例如同治皇帝大婚和慈禧皇太后庆寿用成套餐具的批量烧造，有如天边一抹晚霞，闪现余辉。
　　在洋务运动的影响下，熊希龄（1870～1937年）于1906年在湖南醴陵姜湾倡办“湖南瓷业公司”，同时创办“湖南瓷业学校”，聘请景德镇和日本技师担任讲师，培养了一批技术人才。同时引进国外先进设备，烧造胎质洁白的高温釉下五彩瓷器。这是中国现代高温釉下五彩瓷器的滥觞。醴陵瓷器从此名扬天下，醴陵被誉为中国仅次于景德镇的第二瓷都。

　　中国陶瓷生产有大约两万年延绵不断的历史，堪称世界工艺史上的一大奇迹，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过杰出贡献。
　　在适应国内市场需求的基础上，至迟从唐代开始，中国陶瓷已被作为一种特产大量销往国外。宋、元时期外销陶瓷的烧造进一步兴盛，窑场遍布东南沿海。明、清两代外销陶瓷的烧造呈现繁荣景象，其中最主要的产地是江西景德镇和浙江龙泉，其他还有福建漳州、德化等。
　　明代中期以前，中国陶瓷主要销往亚非地区，此后开始大量销往欧、美地区。历史上销往世界各地的中国陶瓷器数以千万计。特别是17世纪以来，欧洲的一些国家相继成立由政府授权与东方进行贸易的东印度公司，例如1600年成立的英国东印度公司（1600～1874年）、1602年成立的荷兰东印度公司（1602～1799年）、1616年成立的丹麦东印度公司（1616～1729年）、1628年成立的葡萄牙东印度公司（1628～1633年）、1664年成立的法国东印度公司（1664～1769年）、1731年成立的瑞典东印度公司（1731～1813年）、1775年成立的奥地利东印度公司（1775～1785年）等。这些东印度公司表面上看是贸易公司，实际上只是披着贸易外衣实为掠夺和殖民的半政府商业组织。它们曾将大量中国茶叶、丝绸、陶瓷器和藤编制品等特产运往欧洲，瓷器堪称其中的大宗商品。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陶瓷作为物质载体曾满载中华民族的深情厚谊，传遍亚洲、非洲、欧洲和美洲，每到一地，既带去了中国的文明，也载回了世界各国的文明。因此，中国陶瓷被誉为文明交往的使者和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和纽带。
　　人类文化凭借各地域文化的相互交流才得以不断发展和异彩纷呈。由于陶瓷是土与火的艺术，具有耐腐蚀、不怕火烧、历久弥新的特质，因此，那些遗留至今的中国外销陶瓷，对于深入研究历史上各国、各地区人类文化的交流互见具有重要意义。

　　所谓成套用瓷系指同一花色按不同器形烧造的不同尺寸的碗、盘、盒、花盆等生活用瓷。主要见于同治、光绪两朝，用于同治大婚和慈禧皇太后万寿庆典。
　　这里展示的一组瓷器即为同治皇帝大婚用瓷。同治皇帝举行大婚是在同治十一年（1872年），时年同治皇帝16岁。为筹备这次大婚典礼，早在同治六年（1867年）三月初十日朝廷即命分巡广饶九南道、督理九江关税务、监管窑厂事的景福办理同治皇帝大婚用瓷，共计14份并9项花色，共计10072件。其中，“十四分”均为成套瓷器，按每种图样需烧造海碗、大碗、中碗、汤碗、饭碗、怀碗、九寸盘、七寸盘、五寸盘、四寸碟、三寸碟、二寸五碟、酒盅、羹匙、茶盅、大茶盅、盖碗、茶缸、渣斗、粉盒、胭脂盒、珉头缸、水仙奁、花盆等。
　　据史料记载，为筹办同治皇帝大婚典礼，共花费1100多万两白银，其中为烧造婚礼用瓷，朝廷下令拨款13万两白银重建因“太平天国运动”而被毁的御窑厂。即使这样，烧造这批瓷器对于重修后的御窑厂仍困难重重。景福用两年时间才全部监督烧完。同治七年八月二十八日，景福曾将烧造得同治皇帝大婚用瓷器7294件、共装120桶造册呈送内务府，但这只是完成传办14分中的10分及全部9项花色活计，剩下的4分共计2778件完成于同治八年。
　　但全部10072件瓷器运到皇宫后，被认为“均烧造粗糙，不堪应用”。同治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奏事处总管杨长春传旨“著传知该九江关监督景福照数赔补”。景福于同治九年八月命御窑厂开工重新烧造这批大婚用瓷，直至同治十年十一月照数补造完毕并解送至京城交差。
　　在此背景下诞生的同治皇帝大婚用瓷，堪称同治朝景德镇御窑厂产品中的代表作之一，也开创中国历史上大规模烧造皇帝大婚用瓷之先河。

　　清代朝廷祭祀沿袭明代制度。明代祭祀制度已较完备，《大明会典》（卷之二百一织造之“器用”条）载：“凡祭祀器皿，洪武元年令：太庙器皿易以金造；乘舆服御诸物，应用金者，以铜代之。二年定，祭器皆用瓷。”该书又载，嘉靖九年，朝廷规定“四郊各陵祭器：圜丘青色，方丘黄色，日坛赤色，月坛白色。行江西饶州府如式烧解”。由此确定了明代宫廷“祭器皆用瓷”的基本制度，而将方丘（现指地坛）祭祀用瓷定为黄釉瓷。因此，明代黄釉瓷主要被用作朝廷的祭器。
　　文献记载和传世实物表明，清代初期的坛庙祭祀制度皆沿袭明代旧制，以瓷器作祭器。但由于传统祭祀用器中的登、铏、簠、簋、笾、豆等成型和烧成难度都很大，因此，不得不以瓷质碗、盘等替代。直至乾隆十三年（1748年）重新改制以后，才依传统器形烧造各色上述瓷质祭礼用器。《清实录》（卷三〇六）载：（乾隆十三年）戊辰春正月丁亥，定祀典祭器。谕：国家敬天尊祖，礼备乐和，品物具陈，告丰告洁，所以将诚敬昭典则也。考之前古，笾豆簠簋诸祭器，或用金玉，以示贵重，或用陶匏，以崇质素，各有精义存乎其间，历代相仍，去古寖远，至明洪武时，更定旧章，祭品祭器悉遵古，而祭器则惟存其名。以瓷代之。我朝坛庙，陈设祭品，器亦用瓷，盖沿前明之旧……凡陶必辨色，圜丘、祈谷、常雩（yú）青，方泽黄，日坛赤，月坛白，社稷、先农黄。”由此可知，祭祀圜丘坛（天坛）、祈谷坛、常雩坛等用祭蓝（青）釉瓷器，祭祀方泽坛（地坛）、社稷坛、先农坛用黄釉瓷器，祭祀日坛用红釉瓷器，祭祀月坛用白釉瓷器。这种规定符合自然法则，反映了古人顺乎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因为天呈蓝色、土呈黄色、刚升起的太阳呈红色、月亮呈白色，所以要用与它们颜色相同的瓷器作祭器。另外清代皇帝前往不同的祭祀场所祭祀时，还要穿不同颜色的朝服、佩戴不同颜色的朝珠。即分别穿蓝色、黄色、大红色、月白色朝跑，分别配戴青金石、金珀、珊瑚、绿松石朝珠，于冬至时节祭祀天坛、夏至时节祭祀地坛、春分时节祭祀日坛、秋分时节祭祀月坛。这样做，都是上述思想的反映。（吕成龙）

　　清代宫廷称吃饭为“用膳”或“进膳”。对不同身份的人进膳所用器皿品种，均有严格规定，以辩等级、明尊卑。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等奉敕编纂的《国朝宫史·经费一》“铺宫”条对后宫皇太后、皇后、皇贵妃、贵妃、妃、嫔、贵人、常在、答应、皇子福晋、皇子侧室福晋等用膳可配享器皿做出严格规定，其中包括对所用御窑瓷器品种和数量的规定，品种方面的大致情况是：
　　皇太后——黄瓷盘、碟、碗、钟，各色瓷盘、碟、碗、钟、杯，瓷渣斗。
　　皇后——黄瓷盘、碟、碗、钟，各色瓷盘、碟、碗、钟、杯，瓷渣斗。
　　皇贵妃——白里黄瓷盘、碟、碗、钟，各色瓷盘、碟、碗、钟，瓷缸。
　　贵妃——黄地绿龙瓷盘、碟、碗、钟，各色瓷盘、碟、碗、钟，瓷缸。
　　妃——黄地绿龙瓷盘、碟、碗、钟，各色瓷盘、碟、碗、钟，瓷缸。
　　嫔——蓝地黄龙瓷盘、碟、碗、钟，各色瓷盘、碟、碗、钟，瓷缸。
　　贵人——绿地紫龙瓷盘、碟、碗、钟，各色瓷盘、碟、碗、钟。
　　常在——五彩红龙瓷盘、碟、碗、钟，各色瓷盘、碟、碗、钟。
　　答应——各色瓷盘、碟、碗、钟。
　　皇子福晋——各色瓷盘、碟、碗、钟、罐。
　　皇子侧福晋——各色瓷盘、碟、碗、钟、罐。
　　由此可见，清代乾隆年间规定后宫除了皇太后、皇后可使用内外均黄釉瓷、皇贵妃可用里白外黄瓷外，其他贵妃、妃、贵人、常在、答应以及皇子福晋、侧福晋等，均不得使用黄釉瓷器。清代黄色已成为帝、后之色，其中以全黄釉（即器内、外皆黄釉）瓷最为尊贵，顺理成章成为帝、后的专用品。半黄（即器外黄釉、器内白色）者次之、黄地加其他色彩者再次之、其他地色加黄龙者又次之。
　　清代里外黄釉、外黄釉里白釉、黄地绿龙纹、蓝地黄龙纹、绿地紫龙纹、五彩红龙纹瓷器等，自康熙至宣统朝一直延续烧造，从未间断。

　　清代宫廷陈设和赏赐用瓷以瓶类器最为多见。瓶属于琢器，既是清代宫廷陈设用器，也是皇帝在年节或举行重大典礼活动时赏赐皇亲国戚、大臣的礼物，这在清宫档案中有明确记载，其中又以玉堂春瓶最具代表性。例如根据清代宫廷档案记载，光绪十年（1884年）万寿赏用瓷瓶有五彩百蝶玉堂春瓶、青花起线玉堂春瓶、天青釉金皮球玉堂春瓶等。根据烧造清单可统计出清代用于赏赐的瓷瓶共有8种样式，按今天命名，即祭蓝釉四方象耳瓶、仿哥釉杏圆贯耳瓶、窑变釉杏圆贯耳瓶、仿哥釉凸刻八卦纹琮式瓶、厂官釉直颈瓶、祭红釉玉壶春瓶、青花竹石芭蕉图玉壶春瓶等。
　　清代沿袭明代制度，亦在景德镇设窑厂专门烧造宫廷瓷器，其供应形式大致分为三种情况，即大运、传办和贡献等。其中以大运瓷器中的琢器数量最多。所谓大运瓷器，从字义上解释就是指大批运输的瓷器，从实际烧造情况看，系指御窑厂每年底在宫廷内务府奏销，按年例不用皇帝另外降旨、按固定式样烧造且统一运至京城、交付宫廷瓷器库收储的瓷器。根据清代宫廷档案记载，清代大批量烧造宫廷御用瓷器始于康熙朝。大运瓷器可分为琢器和圆器两大类，琢器造型主要源自宋、元、明代瓷器，个别为清代新创；颜色釉瓷器造型多沿用明代瓷器。但大运瓷器真正形成固定式样并按例烧造，则始于乾隆十二年（1747年）。据清代宫廷档案记载，当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乾隆皇帝旨令督陶官唐英，今后都要按照从宫中藏瓷中选定的52件琢器、164件圆器样款烧造。琢器的样式、尺寸不许更改，颜色、花纹可酌量相互更换；圆器的样式、尺寸、颜色、花纹都不许少有更换。
　　乾隆时期由于经济强盛加之乾隆皇帝对瓷器烧造的重视，致使景德镇御窑厂创烧出许多新的瓷器品种。统观清代所烧造大运瓷器中的琢器品种，以乾隆朝为最多，共计52种，以后各朝烧造品种每况愈下，嘉庆朝烧造了37种，包括瓶、尊、觚等，咸丰至宣统朝则仅保留其中的8种瓶式。

　　清王朝作为由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而建立的封建政权，为强化统治、巩固政权，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利用宗教文化为自己的政治服务就是采取的基本手段之一。清代历朝帝王均十分重视宗教，逐渐形成比以往朝代更具特色的宗教观，即宗教必须反映统治者的意志，为统治阶级服务。紫禁城里与宗教相关的神殿佛堂，不仅数量多，而且种类全，可谓“儒、释、道”三教并存，圣人、佛相、天尊同在。此外，一些民间俗神和清代满族人所崇信的萨满祭祀，也各占有一席之地。但清代紫禁城内的最重要的宗教形式是藏传佛教。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瓷器中有不少清代宫廷遗留的藏传佛教用品，以乾隆朝景德镇御窑厂产品最为多见。如五供、佛塔、七珍、八宝、观音像、无量寿佛像、释迦牟尼佛像等。由于这类瓷器结构复杂，致使烧成难度极大。档案记载乾隆十三年（1748年）督陶官唐英奉旨烧造观音像，久造未成，乾隆帝严厉斥责唐英“烧造的观音如何还不得？”“想是唐英不至诚，着他至至诚诚烧造。”可印证这类瓷器烧造之不易。

　　由于历史原因，同治、光绪两朝中国的朝政大权掌握在慈禧皇太后手中，她在这两朝经历了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岁大寿，景德镇御窑厂专门为其寿诞烧造瓷器，在同时期御窑瓷器中，这批瓷器不仅作工精美，而且数量较大。慈禧皇太后对自己在宫中使用的瓷器有严格要求，即每件瓷器上都要署上她居住的殿堂名，最著名的当为署有“大雅斋”“天地一家春”款识的所谓大雅斋瓷器。这批瓷器始烧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烧成于光绪元年（1875年）、二年。据清代宫廷档案记载，同治十三年三月三十日，内务府将大雅斋瓷器画样交与景德镇御窑厂，并传旨“统限于本年九月内呈进”，为的是赶上当年十月十日慈禧皇太后四十岁大寿。署有“大雅斋”“天地一家春”款识的瓷器属于成套瓷器，包含鱼缸、碗、盘、碟、渣斗、茶碗、盖碗、圆盒等多种造型。
　　但由于时间太紧，这批瓷器未能赶在同治十三年十月十日慈禧皇太后四十岁大寿之前烧造完并运至京城。